自西学东渐以来，对中医的异议和妄加指责素来有之，其中一次还与上海直接相关，这就是82年前轰动一时的南京国民政府“中医废止案”。翻阅旧档案可以看出，当时，上海名医通过报章杂志等种种渠道，号召全国各界齐心抵制，并前往南京请愿，终于成功将“中医废止案”废止，并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全国中医界的节庆日。

 

　　一、通过议案废止中医

　　由于早年追随孙中山反清斗争，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受重用的汪精卫，在孙逝世后成为国民政府重要人物。中山舰事件后，汪以“养病”为借口潜离广州出国。然而1927年，他在一片“迎汪复职”呼声中回到上海，并前往武汉的国民政府主持工作，成为政治领袖。为维护自身权力，汪精卫标榜科学，试图彰显革新派领袖形象，四处宣扬“旧弊务黜”的“革命高调”。在一系列“国术贻害国人”论调中，国医被推到了废与存的生存危机中。他专门发表一篇极具蛊惑煽动力的长篇演讲提出：“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，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，不能算是革命。日本能强大，全靠明治维新，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，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定议案，交由政府执行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。”

　　有了汪精卫的摇旗呐喊，在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，“废止中医”作为重要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。此次会议氛围颇为吊诡。首先，与会委员、各中央级和省市医院的院长、各医学院校长及各省卫生署、各市卫生局长官等共120人出席，几乎清一色西医出身，大会经费由几家外国大药厂出资赞助。因此，会议轻松通过一份由时任上海医院医务长余云岫起草的《废止旧医，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》的议案，并通告全国，“旧医一日不除，民众思想则一日不变，卫生行政则一日不得进展。”《废止案》规定，将处置现有旧医，禁止报刊杂志刊登有关介绍旧医的广告或新闻，也不准旧医学校继续开课。

 

　　二、名医在沪酝酿对策

　　汪精卫的发言和《废止案》的出笼，经南京和上海两地新闻界报道，迅速在社会上炸开了锅，一片哗然。业者咒骂西医做得太绝，扼杀中医活路；病家责怪卫生部胡来，偏听偏信，数典忘祖；还有的埋怨国民政府刚成立就出此下策立威，实是昏招。

　　南京总商会和上海总商会首先迅速反击，沪上医师也各尽所能。1929年2月14日正月初五这天，张赞臣（农工党员）和谢利恒、丁仲英等沪上名医齐聚老城厢的五芳斋，讨论如何平息甚嚣尘上的“反中医”逆潮。张赞臣后来成为上海滩一代杏林大家，谢利恒、丁仲英则是沪上知名青年中医师陈存仁的恩师。很快，这次私人聚会产生巨大反响，最后竟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巨大风波，史称“中西医之辩”，又称中医“存废之争”。

　　陈存仁和张赞臣分别是两家中医报刊《康健报》和《医界春秋》的主编，前者除了悬壶济世，还是世界书局等单位的常年医药顾问，为上海滩中医界十分活跃的人物；后者则出身医学世家，是上海国医讲习所和中国医药研究所创始人。两人利用手中的订户资料，在全国300个县市中，每县市选择两名对象，以正在筹备中的上海中医协会成立大会的名义，以速度介于电报和普通信件之间的“快邮代电”业务，把过去较少联系的国内中医界人士组织起来。同时，中草药药师张梅庵还提议，上海中医中药界集体停业半天，先召开一个抗议大会造势并募捐，为全国中医抗争活动募集经费。

　　1929年2月21日，上海1000名中医停诊，中药店也有几百名老板和职工赶来，齐集抗议大会，六马路（今北海路）上用作会场的仁济堂施诊大厅水泄不通。张梅庵学着“五四”街头游行的方式，带领大家高呼口号。最后，被大家委托为挂帅人的上海中医学校老师谢利恒讲话，把发往全国的通电大声朗读一遍，宣布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抗争大会。与会者一致赞成，慷慨解囊，当场募集资金4000多元。之后，陈存仁还写了一份新闻稿，分别送往各报社发表，谢利恒等则分别向总商会、各行业工会、各地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通报有关情况。次日起，不仅有五家报社进行报道、配发社论，众多社会团体也发表了声援通电。

　　上海的动静传到南京，反对中医者坐立不安，也在报纸上发表言论，中医则针锋相对，西医去哪家报馆，他们也马上赶去，同台辩论。眼看中医风头愈来愈盛，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亲自上阵，以党国要人身份写稿发给各家报社，限定次日见报。陈存仁闻讯赶到申报馆看到样稿后，连夜写稿反驳，送往各报社，次日，除了两家报馆外，其他报纸都把两篇稿件同时刊出。

 

　　三、全国医师组团抗议

　　3月17日，全国中医救亡大会如期在沪举行，15省243个县市的中医代表共281人在上海总商会礼堂济济一堂，上海中医与中药界人士也想全部到会，无奈会场容量有限，大家就在会场内各自悬挂标语声援。会上，有些代表提议，应立即组织请愿团赶赴南京，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废止中医的倒行逆施！发起并主持此次大会的谢利恒被推选为首席代表，隋翰英、蒋文芳、张梅庵、陈存仁等四人也当选。